■核心提示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1990年，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张学良，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庆祝90华诞，席间提出要听马思聪的《思乡曲》。当旋律在大厅内缓缓回荡时，张学良垂首哽咽。

　　在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马思聪的名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较之沈心工、李叔同、萧友梅、黄自等早期留学归来的音乐启蒙先驱，马思聪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是以演奏家身份扬名。就演奏和作曲成就之高、创造力持续时间之长、作品影响之大而言，他无愧于“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之美誉。

　　以“思乡曲”为主题，马思聪饱经离乱坎坷的“命运交响曲”，为今人留下一段百味杂陈的“弦外之音”：1948年，报国心切的马思聪谢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亲自邀请，从香港投奔即将改变“颜色”的中国的心脏——北平，不料却因不堪忍受摧残，于文革中铤而走险，逃亡美国，成了一名“叛国者”。

　　20年后，他终获昭雪，却溘然长辞。生前虽对故土一往“琴”深，奈何魂逐飞蓬，恨别经年，竟成永诀。2007年底他的骨灰才得以归葬故乡，归去来兮整整40年。

　　在其春风雨露、熏陶作育之下，林耀基、盛中国、向泽沛、杨宝智等杰出门生在演奏、教学等方面建树深茂，傅聪、刘诗昆等钢琴名家也得承其恩泽，推动以小提琴、钢琴为代表的西洋音乐艺术，在中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马思聪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是一句名言：“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叶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一文中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逃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琴声如诉，乡思不绝，谁解其中味？唯有赤子心。

**********

　　■人物名片

　　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早年两度赴法求学，曾入法国南锡音乐学院和巴黎国立音乐学院进修，1932年归国后，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广州音乐院（星海音乐学院前身）、担任院长，任教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转辗于华南、西南各地频繁演出，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又担任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被迫出逃，赴美定居。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代表作品有：《思乡曲》、《摇篮曲》、《西藏音诗》、《塞外舞曲》等。

　　序曲

　　音乐“神童”

　　横空出世

　　1929年，一位年仅17岁的小提琴家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等地陆续登台，“每次表奏，会场必人山人海”。广州《民国日报》称其“天才名副其实，技艺登峰造极”；南京《中央日报》赞其“神技一奏，全场屏息凝听。其顿挫抑扬，令人神志飘逸”；上海《大众文艺》呼之为“我国最近的乐宝”。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1月短短三四个月间，仅上海《申报》就在其莅沪期间连续作了16次报道，演出之外，凡访故省亲、联谊酬酢，备悉其详。

　　不及弱冠能惊世，占尽东风第一枝。这便是马思聪传奇人生的破题之笔。1923年，11岁即随长兄马思齐赴法，15岁成为第一个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亚洲人；17岁在广州长堤青年会等地举行独奏会，是现代中国第一位举办个人独奏会的音乐家；1932年归国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广州音乐院并担任院长时，才不满20岁。

　　马思聪并非生于音乐世家，却是音乐家族的“马头”。他于1912年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开明的书香家庭，父亲马育航曾参与反清运动，在陈炯明手下做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马思聪曾说：“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箫的人是办不到的事。”然而，马家10个子女（两个早逝），出了7位教授，其中有5位是音乐教授。

　　“天才”之于马思聪，绝非过誉之辞。在小提琴之前，他会风琴、口琴、月琴，赴法期间除精研小提琴、钢琴和作曲，还辅修箫，学过单簧管，12岁写出处女作《月之悲哀》和《项羽自刎》。据说他在13岁入读南锡音乐学院期间，一年半内拉完了帕格尼尼所有的小提琴作品。

　　他的自我评价却是“傻气”：每天练琴6小时；倾盆大雨之中骑车去上课，淋到全身湿透；为锻炼体格，无论冬夏奉行“二衣主义”，只穿两件衣，冬天洗冷水澡，“零下20℃没有使我投降”，立志“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马思聪《童年追想曲》）。

　　留学期间，马思聪遇到了影响一生的恩师——犹太作曲家毕能蓬。“毕能蓬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毕能蓬教他“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要注重人文修养，作品要“体现本民族的风采”。1955年，就读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的傅聪获得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马茹卡舞曲奖”。参赛过程中，时任院长的马思聪给予了傅聪不少“改进意见”，事后又撰文重申文艺修养和磨练技术的重要性，将恩师毕能蓬的心得反哺国内学子。

　　马思聪还在巴黎结识了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处境窘迫，失业十几次，在浴室当堂倌。马思聪钦佩好友历经万难，从不灰心的精神，为其引荐名师。后来在他笔下再现了这样一幕：两个意气相投的中国青年在天黑之后，纵情谈论音乐，穿行于灯火辉煌的巴黎街头，“四面八方的天边，像大火焚烧般的一片通红……”谁曾料到，这对日后光耀华夏的岭南双星均陨落海外，最终于白云山麓泉下重逢，结伴长眠。

**********

　　主题

　　一曲成谶

　　终生思乡

　　抗战爆发后，马思聪一家随中大迁徙和时局动荡，浪迹梧州、桂林、贵阳、昆明、澄江、重庆、广东坪石等地，仅1943-1949年间，7年之内就搬了20多次家。

　　战争是铁与血的尖锐交响。空袭炮火震碎了象牙塔，救亡怒潮席卷书中桃源，马思聪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境，也随着神州震荡的节奏，山河破碎的曲调，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急遽摆荡。

　　1942年应民盟邀请，马思聪夫妇与叶浅予、戴爱莲、钟敬文、聂甘弩等流落至桂林的文艺名流泛舟漓江，两天一夜尽诉心曲。船到浪坪，众人又在黄昏江边草地上野餐、联欢，思聪拉琴，爱莲起舞，大乱之中暂消块垒，都有些“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李凌《思聪三年祭》）

　　另一方面，马思聪从崇尚室内乐等“雅乐”，转而关注“民众的需要”，认识到抗战歌是“民族斗争中宏伟的推动力”，创作了20首抗战歌曲。（《我怎样作抗战歌》）他与广东文艺界同仁精诚合作，包括与诗人金帆“吹响”《自由的号角》，与欧阳山以广州方言合写《武装保卫华南》。

　　在“台前琴声，台后儿女哭声”的环境中，他在各地义演筹款，深入学校、厂矿、乡间组织抗日歌咏活动。没有舞台，就露天演奏；没有灯光，用蜡烛照明；借不到钢琴，就舍弃伴奏。滇桂僻壤扬弓，粤北陋室传艺，箪食瓢饮，难移其志；设帐授徒，不求束脩，甚至为穷学生倒贴学费，推荐工作。唯一令他苦闷的是知音寥落。

　　马思聪曾因姓名发音，被误当做粤剧名伶马师曾来唱大戏；有时观众觉得音乐会索然无趣，既不唱也不换行头，很不划算。有一次在柳州举行露天独奏音乐会，听众没听完就走了一大半，他非常伤心，写信告诉李凌。李凌安慰他，老百姓连野菜根都吃不到，根本没有接触音乐的机会，“你不要嫌弃他们”。又列举《奥涅金》中的诗句奉劝老友：“我也许不免爱得浅薄，爱得粗鲁，只要爱是出于真诚，那是应该乐于接受的。”此后，马思聪仍到处播种、耕耘，曲目上则特意保留几首群众爱听的通俗小品。

　　马思聪代表作《思乡曲》从谱曲到填词都是在广东完成的。女儿马瑞雪在《父亲的思乡曲》一文中披露，1936年马思聪第一次来到北京，为京韵大鼓等北方曲艺所震撼。“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在广东省七星岩附近的广利谱写了《思乡曲》。没有书桌，他栖身于阁楼之上，坐着小板凳，把五线谱铺放在凳子上，内蒙民歌《城墙上跑马》的旋律流淌于脑际，“他的灵思驰骋在塞北的黄土高原……”落稿后, 他拉给妻子王慕理听，“母亲听完流下泪来，她说：太美了，可是，好悲凉呵！”

　　另据其侄女马之庸透露，1942年春马思聪回海丰期间，与堂弟马思周联手为曲子填词，几天后，又在海城一所剧院作了首演。不久这首充满浓郁乡愁的歌曲，就从东南海隅传遍全国。

　　1942年，徐迟在致郭沫若信中，谈到他听了《内蒙组曲》（《思乡曲》为其中第二首）后非常激动，“遂至失眠”，好像读了《屈原》和鲁迅的《阿Q正传》那般激动。

　　“举目回望，四野荒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在马瑞雪看来，“与其说父亲是‘思乡’，不如说是‘恋乡’。”谁想一曲成谶，这首原本是在“想象着离开家园的凄惶”时写下的曲子，竟成了作曲家本人倾尽一生、天涯断肠的主题。

**********

　　变奏诚心诚意孺子好牛

　　1949年4月，马思聪与沈钧儒、马寅初等100多位知名人士，从香港投奔和平解放的北平。随后，当选全国音协副主席，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37岁时，马思聪的人生乐章转入一段不规则的快板，从最初“春风得意马蹄疾”到十余年后的“雪拥蓝关马不前”。

　　“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这是马思聪给中央音乐学院校报的题词。除了强调试唱练耳、音阶训练等基本功之外，马思聪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敏感度、想象力和文化素养。他有句名言：学音乐的人第一感觉是耳朵，第二感觉才是手。他教向泽沛拉《菲奥里罗》时，启发他把乐句想象成一条小溪，用心体会“幽咽泉流水下滩”的味道。有一次，马思聪带他去颐和园佛香阁，念起陆游的“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要他倾听飞檐上的铃铛，说：“那里有音乐，你听：叮当——叮当——”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把15岁的林耀基从广州招进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林耀基记得，上课时老师常常示奏，讲解曲目细致入微，不时以中国名画、唐诗意境作参照。闲暇之余，马思聪引领一众后辈游览湖光山色，领略园林之趣，以此增进对音乐的理解，揣摩运弓的力度和音色，林耀基评价这套教学法“极其有益”。马思聪家中藏有齐白石等名家字画，有一回上《流民图》作者蒋兆和家中拜访，还特意带上得意门生旁听两人论道，提升内涵。

　　马思聪要求严格，但人很和气。若是发现弟子偷懒不练琴，怒得满面通红也不会骂人，仅是把脸一沉。他辅导学生从不另收学费，只说“有国家给我的就够了”，还主动建议学生向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等其他名家求教，与今时今日某些优秀学生沦为老师“私有”，师生只剩买卖关系迥乎不同。

　　为人称道的，还有马思聪儒雅内秀的个性。学生们评价他不喜高谈阔论，喜欢钻研，“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所以作品简单而有内涵，有一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娓娓道来之感。他拉《思乡曲》，不像现在人那样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一张一收之间，蕴含着一种半醒半醉的叹息。

　　马思聪从不炫技，只有一次破例露了一手。1963年“上海之春”全国比赛时，一位号称“东北一霸”的小提琴家找他当面讨教，拉了一首极难的帕格尼尼协奏曲。马思聪二话不说，拿出琴来重拉一遍，而且是凭记忆背奏。对方当即叹服：“厉害、厉害!”

　　和许多选择“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马思聪积极响应号召，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到淮河水库工地参加劳动，创作歌颂工农兵和新生活的作品。尽管如此，琴弓之下仍“杂音”频出：他热情肯定冼星海的成就和“勇士精神”，却又不客气地指出其技术缺陷；在贺绿汀成为批判对象时仗义执言；针对解放前的音乐派别之争，他对李凌说，提倡抗日救亡的音乐家好比黄河，而刘天华等人犹如黑龙江、闽江、红河、辽河，“各有功德，各有优胜，没有必要长久地势不两立”。

　　1949年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有人建议向毛泽东画像三鞠躬以示效忠，马思聪对此极为反感。他还是极少数敢于当面对毛泽东说“不”的人之一。有一次毛泽东和他谈音乐，认为艺术必须为人民乐于接受。而马思聪却举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为例，驳称伟大的作品往往要历时多年才能为群众接受。

**********

　　尾声永别故土苏武牧羊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场又一场“揭发和批判”运动，令马思聪身心俱疲。因为“只专不红”，“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他从“拔白旗”的对象，步步沦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吸血鬼”，被卷入“文革”风暴的核心。

　　抄家、关押、剃光头、戴高帽、全身贴满大字报、受批斗、写检查、唱认罪歌、被逼爬行吃草、打至遍体鳞伤……挚友弃世，妻儿成了漂泊四方的“饥饿的幽灵”。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广播停止播放《思乡曲》，改为《东方红》。马思聪自忖“死路一条”，万念俱灰，1967年1月15日晚，携家人和小提琴，从广州乘船逃往香港，转至美国。

　　4月12日，马思聪在弟弟马思宏位于纽约的家里露面，并作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公开讲话：“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眼下还在那儿继续着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17年来所没有的。”

　　马思聪“叛国案”在国内牵连极广，数十人遭隔离审查、蒙冤入狱，二哥马思武跳楼身亡。1985年获得平反之际，他才知晓身为“一介书生，满脑子音符的人”，“罪名”竟是“叛国投敌”！

　　在美期间，马思聪一家受到美国情报部门的多次盘问，甚至仪器测谎。他拒领“政治避难”救济金，只愿以提交作品为条件，接受作曲家协会提供的每月1200元美金补助，主要依靠演出和发表作品维生。

　　马思聪一家客居费城一套两房一厅的普通居室，陈设均是中式风格。每日他与墙上的齐白石、张大千默然相对，潜心读书、谱曲，闲时推草除叶，满腹愁绪都寄托在《相见时难别亦难》等作品之中。无法在异乡付梓或公演的作品，就装订成册予以封存。晚年马思聪仍勤奋执笔，精益求精，舞剧《晚霞》写了8年，改了8次，歌剧《热碧亚》的手稿有9寸厚。

　　“外地见花终寂寞，异乡闻乐剩悲凉。”上世纪70年代初，马瑞雪有一次在洛杉矶听父亲的演奏会，全场爆满，观众多为海外侨胞。《思乡曲》终，满座黯然。马瑞雪说，赴美后父母亲总共去过台湾8次，林昭亮、汪大卫等青年才俊都慕名来听音乐会。父亲所到之处，都有作曲家把《思乡曲》改编成乐队总谱，包括前苏联和台湾。

　　1984年11月，作家徐迟在美和马思聪会晤之时，发觉他“神志泰然，相当乐观”，但声音笑貌中“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去国二十载，马思聪的内心已永成谜题。夫妇俩曾在家书中提到，初到美国半年都做同一恶梦，害怕被捉回去再逃不出来。“文革之罪，头上伤痕仍在……何堪回首话当年！”1971年基辛格派人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马思聪关上门，独自大哭了一场。有一次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突然喃喃自语：“这个世界……”再无下文，失声痛哭。1985年正月初二，他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来采访的大陆记者，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19年啊！

　　马思聪一直等着“一个适当的时候”回国。他热心为昔日学生寄去美国大学报名表，关心祖国改革开放形势，念念不忘家乡的芝麻茶、擂茶、白字仔小调，梦想着“重新驰骋在祖国土地上每一个角落，拥抱全体同胞”，病床上还放出豪言，要登喜马拉雅山，要做“音乐界的拿破仑”。奈何天不从人愿，1987年5月20日因心脏手术失败，猝然病故，再也无法“归家洗客袍”。

　　马思聪没有留下遗言，只有书桌上留下的一篇未完成的遗作——标题叫做《思乡曲》。他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与《思乡曲》一起流传四方：“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腻了，可以换一间，祖国只有一个。”

　　总策划：杨兴锋 张东明

　　总监制：陈广腾

　　策划统筹：陈志 李贺 郭珊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郭珊 实习生 黄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