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开放职业教育营利性民办学校缺乏社会关注？

11月7日，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决定，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修正案自2017年9月1日起施行。

这次修法，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分类管理办法。舆论普遍关心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禁设营利性的民办学校，却对开放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利性民办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的民办教育关注不够。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因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领域，可我国社会资金，却更多对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感兴趣，对职业教育却不太感兴趣，进而就是开放非义务教育阶段、职业教育领域的营利性民办教育，也波澜不惊。在笔者看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应该有更多社会资金，在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后，进入职业教育领域。

根据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民办幼儿园、民办小学、民办初中、民办高中的数量都在增长——民办幼儿园14.64万所，比上年增加7094所；民办普通小学5859所，比上年增加178所；民办普通初中4876所，比上年增加132所；民办普通高中2585所,比上年增加143所——只有民办中职在减少，民办中等职业学校2225所，比上年减少118所，在校生183.37万人，比上年减少6.21万人。

这既正常又不正常。正常的是，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总体都在萎缩，学校数比上年减少676所，招生比上年减少18.51万人，因此，民办中职萎缩也就很正常；而不正常的是，本应该有更多社会资金进入的职业教育领域，却缺乏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反而是义务教育领域，有很多资金虎视眈眈，准备进入运作初中、小学上市。这次立法禁止营利性民办初中、小学，对这些资金进入义务教育领域产生很大的“打击”，可他们为何不转而投向可以营利的职业教育领域呢？

这就牵涉到我国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了。民间资本之所以对义务教育感兴趣，那是因为举办好的小学、初中，不愁生源，也不愁高学费，而我国职业教育就是免费，现在也难招到优质生源，一些民办中职学校，依靠的并不是学生学费生存、办学，而是把学生作为资源进行“经营”，比如把学生作为“学生工”输送到企业，从中收取“劳务管理费”或者“中介费”，这样的“办学”，是难以有前途的。

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实施，中职和高职会出现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也可运作上市。这对发展职业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被禁止后，一些社会资金会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举办职业教育会是一个选择，如果能打造高端、优质的职业院校，把学生培养为掌握高技能的现代技工，形成职教品牌，这对职业教育发展会是积极的推动。而挑战在于，由于职业教育的地位低，培育职教品牌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资本投入后希望快速获取回报的话，那很可能会加剧职业教育的乱象。

在中职领域，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学生工现象，以“校企合作”之名，建立校企利益共同体；而在高职领域，则可能出现一些学校贩卖文凭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公司大学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作为营利性的公司大学，学校自主办学、自授文凭，由社会来评价、认可办学质量，而我国目前还是统一招生、计划办学，由国家统一授予文凭，在这种办学体制下，假如举办者追求营利的话，就可能提高学费、压缩办学成本，不回报给受教育者高质量的教育，而是一纸文凭。

这种情况，在我国一些民办院校、独立院校中，其实已经存在，投资方想尽快获得回报，导致学生学费只有40%~50%用于学校办学（按1.5万元计算，在上缴举办者有关费用后，用于办学的大约在7000~8000元），结果是培养一名大学生的生均成本，还不如培养一名小学生的生均成本（2015年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8838.44元，全国普通小学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2434.26元），教育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和职业教育品质，是所有职业教育从业者的共同责任。开放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教育，能否在中国出现高品质的职教公司，大家拭目以待。

来源：青鲁班

说起高技能劳动力缺口的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会长何宪连说了3个“最”——

“怎么样才能形成一支适合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强大的技能人才队伍？这涉及技能人才的培养、选拔、评价、使用、表彰、激励等多个方面，需要深化相关方面的机制体制改革。”

“但是我认为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两点：一是要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二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使技能人才得到应有的尊重。”

何宪的这番话是在“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上说的，会上发布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以下简称“报告”），根据报告，我国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扩大：高技能人才仅占5％。

怎么办？

“最近‘大数据’很热，美国很多学校马上设置了与‘大数据’相关的专业”，报告的领衔完成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举例说明了在专业设置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他建议，未来的中国教育改革应该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比如说，专业设置改革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需求由高校职业研究小组提出，学校同意后报教育部门备案。逐步建立市场、高校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专业设置路径。

李强建议，要加强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对接，校企联合培养技术性高层次人才，推进校企深度结合，在学生培养上与企业需求结合，增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就业指导帮助大学生切实了解和主动适应现实市场需求，建立合理的就业预期。

更为重要的是，建立相关的制度和体系。比如，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化教育链条，打通入学、求学、求职、发展等全链条，建设多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报告就提到类似的建议：建立中高职教育衔接机制，同时推进校企深度结合，增强企业培训能力和培训意愿，联合培训技术性职业人才。完善职校资格与职业能力认证体制，提高专业技术人员收入水平。在社会上弘扬匠人精神，让技工可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对产品精雕细琢，获得社会认同，提升荣誉感与自豪感。鼓励和支持民营职业培训机构和社会企业的发展。

李强也告诉记者，在产业转型升级、工作岗位技能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在职人员的技能提升需求日益强烈，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在职培训却存在实用性不强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展开职业技能培训。

当然，现实中愿意为员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并不多，李强建议，可以考虑通过以提高员工稳定性为目标的制度建设等方式，比如签订定向培训协议等，让培训后的员工可以回到企业继续工作，同时国家通过补贴企业的方式提升其积极性。此外，在企业之外，要充分发挥企业的工会与劳工组织等作用，为企业职工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在职技能培训。

近年来，“高考弃考”“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等的社会拷问，一次次指向就业的现状。该报告的另一位领衔完成人、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表示，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归根结底在于国家的制度设计，并与社会结构息息相关。

他说，只有宏观政策得到长足的改善，中国劳动力技能的提升才会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袁志刚建议，在宏观政策方面，要变总量控制型人口政策为服务型人口政策，从强调总量控制转为关注结构性的服务，从控制家庭与个人转变为支持家庭与个人。

比如，打破人才流动束缚机制，从促进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公平着手，才能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更多关于民教网-民办教育信息网，民办学校查询,教育网证件查询,民教网证书查询,教育网毕业证查询,民教网证书查询,民教网学历查询,民教网证书查询,尽在：www.cnhsi.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