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亚简历

王广亚，1922年生于河南巩县，1947年到台湾。毕业于日本亚细亚大学经济系。1949年开始创办育达学校，其后60余年，在海峡两岸创办十余所大、中、小学，最高办学成就即是1993年在河南新郑县创办的升达大学。他培养的学生达数十万之众，桃李遍天下。他先后荣获美国加州联合大学荣誉教育博士等4个博士学位，及大韩民国总统全斗焕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牡丹奖章，还有台湾木铎奖、华夏一等奖章、台湾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等荣誉。他的主要著作有《育达与我》、《升达与我》、《升达情深》、《广亚锦言拾粹》、《杏坛随笔》、《三本教育思想》等。2016年1月去世，享年95岁。

2016年1月6日，台湾著名教育家、河南升达大学创始人王广亚先生去世，享年95岁。第二天，我在北京接到这一不幸消息，当即决定近日赶往升达大学所在地新郑市，去参加追悼会以吊唁。经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阎夫立国瓷文化基金创始人李梅花主任，与王老家人联系，家人告知王老追悼会在台湾举行，在新郑升达大学的家人及校方负责人，均在近日前往台湾，他们从台湾回来后，再通知我从北京赶往新郑升达大学，以表达我对王老的怀念之情。

7天后，我接到李梅花主任的电话，告知我王老外孙王新奇近日将从台湾回来，约定18号上午我赶往升达大学。

王广亚先生

那天上午，我在李梅花主任陪同下，从郑州市来到我阔别22年的新郑市龙湖镇，我试图去寻找当年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所经历的痕迹，全都找不到了，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当我来到升达大学校门时，真没有想到1993年我直接将王老从郑州市迎请到新郑县的这所大学，今天竟是一座著名大学了。而且还以升达大学为起点，这里诞生了一座大学城，当年的新郑县委、县政府决策者的梦想，竟然变成了现实，当年参与决策时的情景，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到我的眼前：

一、 王广亚先生怎么和新郑结下了必然之缘？

王老是河南郑州市巩县人，他在1949年之前，就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因海峡两岸政治因素，几十年来未能回到故乡，他的乡愁十分强烈，他在大陆的夫人和女儿，几十年来都未有音讯。作为台湾著名的教育家，他非常渴望在家乡创办一所大学，这个家乡，最确切的是指生他养他的巩县，大的是指管辖巩县的郑州市。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将这所大学的名字定为“升达”，“升”这个字，便是取自他父亲的名字，由此可见，他对父母之地的怀念情感。他为了在家乡办大学，他拒绝了条件更好的北京、上海、广东的盛邀。

王老不是新郑县人，这位远离故乡几十年、乡愁浓重的台湾著名教育家，为什么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升达大学、最终确定在新郑县呢？这里有特殊的原因。

如果巩县适合办升达大学，依我对王老1993年交流时的了解，他绝对不会去郑州市城北买地办学的。如果郑州市那一届市委、市政府及有关区委、区政府领导，对王老给予了实实在在的大力支持，王老绝对不会到我们新郑县小乔乡的，这个地方与王老的乡愁情感、以及创办大学需要的良好生态和生活环境、还有交通便利等条件，均不符合他当时的要求。王老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新郑县小乔乡。而在第一时间，我们当年的新郑县委、县政府，以及小乔乡党委、政府的决策者，与巩县、与郑州市不同，以极为热烈的态度，拥抱了王老的升达大学。

当年的新郑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热吻拥抱？我做为1992年——1994年震动省内外的“新郑现象”这一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将与王老创办升达大学有关的内幕，公之于众：

1992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讲话，一下子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向前大大推动了一步。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长春，为加快河南省改革开放的步伐，开始考虑布局“18罗汉闹中原”这个战略。为此，要在全省118个县市中，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突破，以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带动全省工作。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会见王广亚先生

此时，我已在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了6年时间。1986年我调入省政府办公厅省长办公室工作，何竹康省长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后，我们省长办公室一处的几位工作人员，除张新民随何省长到吉林省工作之外，其余几人均留在办公厅。不久，程维高省长决定成立省政府办公厅信息联络处，我即调到这个新成立的处，负责以《政府工作快报》、《政府工作通报》为主的内参工作，以服务于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决策。前者强调内参的速度要快，后者强调内参的内容要有深度。由于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所以每天接触了大量的信息，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正是这种工作训练，培养了我对信息高度敏感的能力，以及对首长决策时思维方式的学习。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十分关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此，邓小平从北京出发，南下每一个地方的即席讲话，我们都进行了广泛收集，并迅速整理报告给省委书记、省长。这个讲话，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一场更加深入的改革开放浪潮，马上就要席卷而来。为此，我从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我要在1992年有所突破，因为这一年我30岁，要三十而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郑县几年来与众不同的改革开放举措，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时任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刘尚武，马上带着我一道去新郑县进行实地考察，并与时任新郑县委书记的张海钦进行了座谈，由我主笔，最后形成了《新郑县综合体制改革访谈录》，从1992年3月10开始，每天在《政府工作快报》上专题报导一次，连续上报6天，这6篇内参主要内容是《没有对旧观念的否定，就没有改革的到位》、《改革需要理论指导》、《全方位改革才能成功》、《以人为本搞改革》、《干部分流办实体》和《第四次浪潮》。这个内参引起了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由此掀开了“新郑现象”的序幕。这6篇文章后来被新郑县政府办公室合在一起，印成一个小册子，被称之为“黄皮书”，凡是在1992年——1994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指示，到新郑县考察的各级干部，在听取新郑经验介绍时，都获赠一份。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有一两百个市、地、县，到新郑县考察、现场办培训班，可以讲是门庭若市，络绎不绝。 

1992年，省委、省政府决定，选派一批省直机关干部到基层去挂职锻炼，为培养后备干部打基础。由于到基层工作非常辛苦，加上离开郑州市，家里又没办法照顾，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很不方便。再加上到基层工作时间为两年，这两年在原单位的提拔机会也会丧失掉，所以，省直机关干部主动报名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则非常高兴，这是因为天天在省政府机关大院工作，老是和文件打交道，和在基层一线实干，总有差距。我在省政府办公厅已工作了6年时间，总的感觉是，如果长时间在机关大院工作，每天都重复基本上是一样的工作，实在是浪费生命。我是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在改革开放之后所调进的第一个研究生，我对这种机关大院缺乏鲜活的社会实践、缺少创造力的生活工作方式，日益产生了厌倦，我要在30岁这一年告别旧的生活工作方式，向新的更高、更好的人生目标迈进，我要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此时我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告诉我的“学习历史，创造历史！”这个思想，激励我最终下定了决心。今天回想24年前的这个决定，真是太重要了！没有我30岁那年跳出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关键一步，便没有我今天完全崭新的生活工作方式。

新郑县委书记张海钦知道了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以及我的想法之后，就在第一时间向省政府办公厅争取我到新郑县去挂职锻炼。此时河南省第一强县——巩县县委书记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向组织上争取我去巩县挂职。在我接到通知到郑州市委组织部报到时，巩县、新郑县两个县的领导都来接我去。我没办法，只好等待组织的决定，过了几天，在新郑县委书记张海钦的努力争取下，我被派往新郑县委挂职锻炼，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主要工作是配合县委、县政府参与制定重大决策。这一时期的县长是于新长。

非常特别的是，我到新郑县上班的第一天，却是在晚上上的班。县委书记张海钦提前几天通知我，新郑县委、县政府决定，向浙江省温州市开始大规模招商引资，要我请河南省著名经济学家一同前往考察。在考察中，请我和经济学家给新郑县干部，理论结合实际讲考察体会，同时为招商引资出谋划策。

由于我在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内参工作，所以，与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有密切交往，那里云集了大量专家学者，他们的很多建议书、考察报告，大多是找我及时上报给省委书记、省长的，并促进了很多高层的决策。正是这个原因，我和许多专家都很熟悉，于是我就邀请了被誉为“河南铁嘴”的著名经济学家王在安老朋友，一块到温州考察。

那天晚上，我和王在安与县委书记张海钦同乘一辆轿车，从新郑县委大院集合出发，车队浩浩荡荡，约有20辆车左右。第二天上午，车到安徽省界不久，张海钦向大家宣布我到新郑挂职锻炼的决定，并介绍了王在安。

我们在温州白天考察，晚上开座谈会，天天如此，气氛极为活跃，大家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在座谈会上，新郑县干部先谈感想，然后由我和王在安再讲，最后由张海钦总结。经过好几天的座谈、以及考察之后的更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新郑县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共识，主要举措是：

（一）要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加大在温州招商引资力度，在新郑要建一座温州城。后来又引申出在温州城的中心广场，要建中国第一座献给邓小平的白猫黑猫雕塑。

（二）加快新郑县改市的步伐，在招商引资对外宣传中，要强化新郑即“新郑州市”的理念。

（三）河南省要建国际机场，新郑无论如何要争取到，通过国际机场，自然会争取到河南省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由此可建航空城，可建免税区，这是新郑能否成为“新郑州市”的关键项目，是百年大计。

（四）王在安告诉我一个信息，他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杨松林，正在负责台湾著名教育家王广亚先生、在郑州选地创办升达大学事宜，由此引发建大学城的思考。大家意识到建大学城比招商引资更重要，更是百年大计。

（五）新郑为吸引从郑州南下的投资者，要建立“三李战区”，由三个姓李的副县长，分别负责107国道两边的三个乡镇的招商引资工作，用三道防线，防止投资者越过新郑到外地去。

（六）新郑干部要竞选上岗，换掉老式服装，都要穿上西装，要学会普通话，以便与投资者交流。

（七）要建立各部门、各乡镇的专家学者智囊团，以帮助决策。县委、县政府要推动由我负责建立，由王在安任首任所长的纵横研究所。

（八）要筹划第一届炎黄文化节，以纪念轩辕黄帝，要做好具茨山的文化产业开发工作。

（九）要拉大新郑县城市建设框架，要有经营城市的思路。

……

上述一系列新郑县工作举措，都在这次温州考察过程中萌发出来，并在不久的推动中很快完善起来，当年整个新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温州人差不多，人人都是拼命三郎，都是工作狂。只要是投资者来了，正在开的会，马上停止，立即接待，并跟踪到底，每个人头上都有指标压力。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升达大学、温州城、炎黄文化节为代表的重大项目，才纷纷与新郑有缘，由此诞生了震动河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郑现象”。这个“新郑现象”，如同发面的酵母，直到24年后的2016年，仍在持续发酵，以王广亚先生为代表的、位于龙湖镇的大学城的建成；以国际机场为代表的、位于薛店乡的航空城的崛起；以温州城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在新郑的涌现，如“好想你”新郑大枣；以纪念老祖宗轩辕黄帝为代表的、每年举行的国家级祭奠活动等，全都孕育诞生于1992年——1994年这两年。

所以，王广亚先生最终来到不是故乡的新郑县小乔乡，创办献给他父亲的、代表着王广亚先生最高教育事业成就的升达大学，根本不是一个偶然的巧遇，而是一种必然的缘份，她是“新郑现象”所创造的自然成果。升达大学也因此成为“新郑现象”的象征之一。如果中国当代史，因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而是一个里程碑，由此而形成那个时代的“九二派”。那么，新郑县便是中国“九二派”的重要集结地之一。

二、王广亚先生是如何到新郑考察并最终决定创办升达大学的？

1992年新郑县从温州考察之后，便掀起了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高潮，县委、县政府为感谢王在安任所长的纵横研究所的智囊团工作，特赠送一辆当时最好的桑塔纳汽车，以表示对专家学者的尊重。这个举动在新郑县各乡镇产生了热烈反响，他们纷纷找到我和王在安等专家学者，希望帮助他们出谋划策、招商引资。

新郑最北边的、与郑州市管城区接壤的小乔乡党委书记王金录最为积极主动。王金录的“录”，当时与他同一级别、或高一级别的干部，都将“录”字，以开玩笑的方式，故意强化念成“陆”，还会在念过名字之后，再强化一句话：“这个‘陆’，是六的大写，是六的意思！”刚开始我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王金录有一只手的手指是六个，有残疾。也正是这个原因，王金录干起工作来特别要强，绝不落在人后。

经过考察，我们认为小乔乡这个名字不好，应该换一个更响亮的名字，以便招商引资。我们看到小乔乡的大沟很多，其中有两处大沟里面还存有雨水，经询问才知，当地人根据地理方位，将离107国道最近的那片水叫前湖，将远处那片水叫后湖。后湖这个名字，引发了我这位学历史的创意：后湖的后，便是皇后的后，有皇后，必有皇帝，皇帝是龙，干脆就把前湖改成龙湖算了，后湖将来也可叫凤湖。小乔乡的“小乔”这两个字，和女性有关，北宋文豪苏东坡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就有“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千古名句。小乔乡与后湖都是女性化的名字，小乔乡在以后改镇时，可将名字改为“龙湖镇”，这个名字叫起来，朗朗上口，雄姿英发。将来可把沟里的水，积的更多一些，有了水这个地方就更有灵气，龙湖这个名字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大家对这样的建议十分赞成，于是就将这里的开发区定名为“双湖开发区”，将小乔乡上报更名为“龙湖镇”。

“双湖开发区”适合干什么呢？当时并没有大学城的完整规划设计，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投资，干什么都欢迎。由于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是搞教育工作的，再加上我曾经在河南大学工作过，我的研究生导师靳德行，当时正任河南大学校长，我知道河南大学也正考虑在郑州买地选新校址，以解决河南大学在开封、远离省会郑州的缺陷。为此，我去开封，与靳校长交流是否将河南大学研究生院，迁到新郑县的龙湖镇，可以奉送给1千亩土地，不要钱。靳校长非常高兴，他说和党委书记王才安商量一下。没过几天，靳校长通知我，让我再去开封，给河南大学领导班子集中讲一下新郑的改革开放情况，以及在新郑建大学城的构想。讲过不久，河南大学王才安书记、靳校长及其他负责人，为选新校址集体到新郑考察。在这次考察中，靳校长告诉我，台湾著名教育家王广亚曾到河南大学考察过，有可能合作创办升达大学。我非常希望王老，能与我的老师靳校长领导的河南大学展开合作，并希望双方的合作能在新郑县实现。

与之同时，我在积极促进当时著名的高科技民办企业思达公司，到龙湖镇的投资，在考察选址的过程中，与思达公司很熟悉的杨松林找到我，谈起了王广亚先生创办升达大学的事情。杨松林告诉我，他父亲是河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杨章武，台湾著名画家、巩县人刘延涛，与他父亲很熟悉，王老带着刘延涛的亲笔信拜访了他的父亲，希望支持升达大学创办。王老是台湾著名的三个姓王的“大王”之一，一个是王云五，他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是出版大王。二是王永庆，他创办了台塑集团，是企业大王。三是王广亚，他是民办教育大王，台湾的每一座公司办公的写字楼里，都有他的学生。为此，正在许昌禹州市挂职锻炼担任副市长的杨松林，就担当起了筹备的工作。由于杨松林当时40多岁，精力旺盛，再加上人脉广泛，所以，从1992年到1993年上半年，推动升达大学筹建工作非常快。不久，就选定了郑州北环路南靠近107国道的300亩土地作为校址用地，并与郑州市政府草签了意向书，还与市规划局、土地局联系了申报事项。1993年2月底，王老与郑州市政府正式签定了北环校地协议，并按照签约规定，将征地款汇到郑州。

款汇走后，遇到了麻烦，郑州市市长张世英调任副省长，领导班子换了，原来定的协议，郑州市政府无人去落实，而土地价却涨了起来，他们把王老当成了商人，看成是一棵摇钱树，误解了王老作为教育家、热爱家乡的一片赤子之心，这令王老无法忍受。杨松林动用了他的全部资源，也未能解决好这个土地问题，王老和他最终决定放弃郑州市的北环征地300亩的计划，杨松林开始在郑州市郊区其它地方选校址。

这个时候王老的选址目标，仍然是在郑州市，最远到郊区就打住了，他们不想到更远的县去办大学，为此他们在1993年的上半年，跑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最终定下来。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给了县委书记张海钦，他指示，要以最优惠的条件，将郑州市放弃的升达大学，迎请到新郑县，让我负责联系。我马上赶往郑州市，和杨松林一道拜访了王老，将新郑县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做了全面介绍，引起了王老的极大兴趣，他答应选个日子去新郑实地考察。我对王老说：“您去新郑考察的那一天，县委书记将热烈欢迎您，当场可拍板定下来。”王老对此十分高兴。

未过几天，杨松林与我定下考察时间，为了不让王老感觉到去新郑县办大学路途遥远，我特意选了一条考察最佳路线：以郑州市火车站为起点开始考察，这样就可知道到达新郑县龙湖镇的实际距离，不会超过20公里。这样，将来在火车站迎接新生入学，去新郑并不太远，让王老有一种新郑县的龙湖镇，和郑州市郊区差不多的真实感觉。更重要的是，从火车站往新郑去的那条公路，名字就叫“新郑路”，我给王老介绍这个路名时，他顿时感到新郑县并不远。

我们一行开车来到郑州市管城区与新郑县龙湖镇交界处的界桥上，我下车一边步量这个桥的长度，一边给王老说：“这个桥大约十几米长，北边是郑州市，南边就是新郑县，难道这个十几米长的桥，就说新郑县离郑州市很远吗？远指的是县城，而不是龙湖镇。更何况这里的低价会非常便宜，郑州市北环路那300亩地价，就可以在新郑县买上1000亩地。”

王老对我讲得话非常认同，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龙湖镇几处地段，最后他相中了离107国道比较近的一块地，约有1000亩。那块地的缺点是沟壑太多，中间有几条大沟，将上千亩土地分割成好几处碎片，而且沟很深，对此王老有点犯难。我对王老说：“如果将这些大沟填起来，那是一件很难的事，用的土方也多，工程量巨大。如果换一个思路呢，环境最好的大学，校园里一定要有湖泊，一定要有丘陵起伏，如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如果在这些大沟里放进水，岂不成了湖面吗？这样还省了挖坑的钱。在水里再种上荷花，那更漂亮啦！”王老说：“有道理！”当时一同陪同考察的龙湖镇党委书记王金录讲：“这些沟不是耕地，也种不了什么庄稼，用地面积可以不考虑在内，以平地为准计算地价。”

当年的大沟变成了今日的升达大学校湖

在龙湖镇考察完毕，我们即南下来到较远的新郑县城，去和县委书记张海钦见面，在路上王老说：“从郑州市到新郑县城还挺远的。”我对王老讲：“国家要在新郑薛店乡建国际机场，这个大项目已经被我们争取到了，几年之后那里将是一座航空城。您从台湾来大陆，都是坐飞机，您说从新郑县到机场近呢？还是从郑州市到机场近？”王老说：“当然是新郑县近啦！”我说：“新郑就是未来的新郑州市。”

张海钦与王老、杨松林见面后，交流得非常好，当场就达成了在新郑县龙湖镇建立升达大学的合作意向。张海钦责成王金录必须把这件大事办好。

王老走后，我给张海钦书记建议：“龙湖镇的那块地都是沟，不是耕地，不值什么钱。如果这块地办起了大学，那将有利于新郑长远发展，说不定还能迎请到更多的学校到新郑来，这里未来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应当对第一个来新郑县创办大学的王老，给予最大的优惠。”张海钦问我：“怎么优惠？”我说：“只要王老来创办升达大学，与河南大学来一样，可考虑奉送这块土地，一分钱不要。”张海钦问：“为啥？”我说：“冰心老人说过一句话：办教育的人，都是最爱国的！更何况王老从台湾回来，他办好了升达大学，对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有更大的好处！”张海钦说：“对！根据谈的情况，到最后再定。”

不久，张海钦因在新郑工作政绩突出，被河南省委调任商丘地委副书记、并任商丘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县长于新长接任县委书记。因此，1993年8月12日那天的升达大学开工典礼，张海钦未能参加，而我参加了奠基。

半年后，我在新郑县历时两年的挂职锻炼结束，再回省政府办公厅，不久即被组织调往漯河市委任副秘书长，其后调往北京工作。此后直到2016年1月18日，我再回新郑市龙湖镇升达大学去吊唁王广亚先生，其间22年我从未回过龙湖镇。

1月18日那一天，当我给王老外孙王新奇、副院长张金安，谈起当年龙湖镇党委书记王金录时，张院长马上告诉我：“王金录是升达大学的大功臣，他后来因经济问题，被捕入了监狱。王老每次从台湾来到升达大学，只要有时间，都去监狱去看望，并送钱补助。王金录出狱后，年龄已大，再加上失去公职，就被王老安排到升达大学工作。我给金录打电话，告诉他你来的消息。”

2016年1月18日，蒋晔（中）与王老外孙王新奇（左二）、张金安副院长（左一）、李梅花（右二）、王金录（右一）在升达大学王老雕塑前，共同纪念王广亚先生

没有想到的是，王金录竟在已放假的学校里，他马上赶了过来，我们相对无语，相拥而泣，相拥很久。心绪安静下来后，我们一同回忆当年的工作情景，并一同来到王老的雕塑前，向刚刚去世的台湾著名教育家三鞠躬，以表我们对他的纪念。王老生于1922年的农历六月三十日，2016年的这一天，便是阳历8月2日，谨写此文以献给他的诞辰日，更祝愿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这个大学校名，尽早更名为升达大学。

2016年7月26日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蒋晔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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